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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党的早期探索奋斗历程的全面呈现

    ——《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首批文献集的内容与特点

    作者:《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编辑组    发布时间:2022-11-14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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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0月,习近平在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曾明确指出:“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的,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档案馆合作编辑的《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首批文献集,就全面地记录了这条“来时的路”。

    编辑党的历史文献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基础性工作。这项工作,是自延安时期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等文献集开始的。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很快就开始进行党的历史文献集的编辑工作并陆续以各种方式内部印发或公开出版,但大都是以“选编”“选集”形式编辑出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我们党走过100年的时候,在“选编”“选集”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文献资料,全面、系统地编辑整理党的重要文献,完整地出版一套类似于党的重要文献总集的“汇编”版本,不仅非常必要,而且对深化党史研究和持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等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首批文献集共12卷,收录的是自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至1927年期间的重要文献,全面系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反映了先进的中国人选择科学理论、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思想脉络;反映了早期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创造性探索,以及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所进行的英勇斗争。这是目前为止最全面、系统、权威地反映我们党的早期思想和实践探索的文献集。

    一、呈现我们党的理论探索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辛历程

    100多年前,处在苦难深重环境中的中国人在各种主义的“反复推求比较”中,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指导思想。收入这部文献集的文献,最早的一篇是1918年7月1日李大钊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这篇文献虽然没有直接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但明确指出了俄国十月革命与法国革命的根本区别,强调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清晰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倾向。自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入中国,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瞿秋白、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恽代英等,深入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什么叫社会主义》《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劳动者底觉悟》《马克思派社会主义》《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马克思的两大精神》《马克思主义概略》等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文章逐渐引领潮流,《新青年》《湘江评论》《觉悟》《劳动界》《共产党》《劳动音》《劳动周刊》等一大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也纷纷涌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促进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从这部文献集里我们看到,毛泽东在建党之前写给蔡和森的信中谈到自己信仰基石和这个党的思想根基时,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周恩来在给同学的有关信仰的信中也坚定地表达:“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类似情况在党的早期成员中每每可见。这部文献集广泛而生动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的真实面貌及其巨大影响。

    这部文献集,全面而深刻地呈现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所作的充分理论准备。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为此,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这部文献集在反映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方面,收录了许多经典文献。比如:在坚定奉行马克思主义原理原则方面,有党的一大通过的第一个纲领,其中“本党纲领”写了4条,涉及“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等,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原则。在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方面,这部文献集所收入的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等的许多重要文献中,充分地反映出他们很早就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入木三分,特别是对农民问题有了深刻认识,认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自然是工人阶级最有力的友军”“中国共产党若离开了农民,便很难成功一个大的群众党”,“农民革命的潜在性逐渐发泄出来,是各种群众中‘崭然露头角’新兴的伟大势力”。这种基于中国具体实际的道路探索,能够在历史转折关头力挽狂澜,将中国革命带入新的阶段。以八七会议通过的《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为例,其中就明确指出:“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

    这部文献集,也清晰地记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我们党同各种错误思潮进行的尖锐交锋。比如,在筹建中国共产党过程中,党的早期领导人就在思想理论战线上与各种错误思潮特别是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了激烈论争。在与张东荪、梁启超等挑起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论争中,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发表《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社会革命底商榷》等文章,强调中国必须建立工人阶级政党来领导中国革命。在与黄凌霜、区声白等无政府主义者的论争中,李达的《无政府主义之解剖》《马克思派社会主义》、陈独秀的《谈政治》《和区声白讨论无政府主义》等揭批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虚假面目。在党的思想斗争史上,这种思想交锋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真理越辩越明,正是在与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更加熠熠生辉。从中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精神特质。

    二、呈现我们党确立初心、肩负使命并迎难而上、不怕牺牲的奋斗历程

    中国共产党以人民的幸福为自己的追求,以民族的复兴为自己的使命。这一初心使命,在党的早期文献中有充分体现。1920年11月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这个新社会,就是一切由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中国共产党甫一成立,就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历史重任扛在自己肩上,正如1922年《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明确宣布的,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为无产阶级奋斗,和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党”。

    在为实现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历史重任而奋斗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面对的任务极为艰巨复杂,面对的敌人异常强大而极为残忍,这就注定了这个党所走的革命道路荆棘遍布,少不了流血牺牲。“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在前进征途中,中国共产党人从无畏惧,为了国家和人民的事业舍生忘死,正是他们的鲜血和生命,交织成中国革命红色底蕴中那一抹最绚丽的色彩。1922年湖南劳工会领袖黄爱、庞人铨牺牲后,李大钊在《〈黄庞流血记〉序》中强调:“先驱遇险,我们后队里的朋友们,仍然要奋勇上前,继续牺牲者愿做而未成的事业。”其后,香港海员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等一系列工人运动中,都有共产党人的身影,也都流淌着他们的鲜血。1926年12月13日,《中央通告第四十三号——迅速搜集编辑“二七”以来党的烈士传略》中陈述:从京汉路“二七”大屠杀后,经过“五卅”大屠杀,沙基大屠杀,“三一八”大屠杀……参加北伐战争以至最近10月23日夜上海市民的武装暴动,在这每次与帝国主义及军阀肉搏的争斗中,我们的党总是站在战争的最前线,曾牺牲了不少最忠实最勇敢的同志。1927年8月19日,《中央通告第二号》中记录了白色恐怖时期的惨烈状况:“自从三月三十一日四川的屠杀,四月十二日上海的屠杀以至长沙的马夜事变,汉口的七月三十日,我们的重要党部如上海、湖南、广东、北京、四川、武汉、南京、江西、浙江——统在新军阀的极残暴的白色恐怖之下继续奋斗。以至于今在这白色恐怖的过程中同志被牺牲者约三四千人,被监禁者至少等于此数,因为这个缘故,大部分组织被破坏,需要重新建设。”这部文献集清晰地记载,在领导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向军阀、专制魔王、残杀者一切黑暗势力的争斗”,因此要把自己锤炼成“为全国人民夺自由、争民权的急先锋”。面对反动势力制造的各种惨案、血案,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仍旧继续着斗争,表现不可摧折的伟大力量”。这种奋斗牺牲,这种伟大力量,充分反映在这部文献集大量收入的有关工人运动、农民暴动、工会工作、妇女工作、青年工作、组织工作、宣传工作等等文献中。

    在为初心使命不懈奋斗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勇于担当、不怕牺牲,用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迎接一切困难和挑战,每前进一步都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和巨大的牺牲。这部文献集清晰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特质。

    三、呈现我们党的忠诚担当和始终不渝的人民情怀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组织严密、凝聚力强的党,这首先源于这个党的党员忠诚于组织,愿意献身于党和人民的事业。每一名党员自入党时起,就必须自觉履行党员义务、对党忠诚、积极工作。党员无论在哪里,都要心中有党;无论在哪个岗位上工作,都要增强党性;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些内容,在这部文献集中有着充分的反映。

    中国共产党在建立之初,就形成了以忠诚于党、永不叛党为主要内容的入党誓言。面对严酷的斗争形势,革命先烈牢记入党时的初衷,铁了心地跟党走,铁了心地服从党的组织、执行党的决定。翻开《终身为党做军事运动——给李季、陈启修的信》,我们看到朱德恳切地表达他要坚定地为党奋斗终身的要求。朱德说:“归国后即终身为党服务,做军事运动……以上种种疑误,是我的环境使然,不明我的真相的人,决不晓得我是一个忠实的党员。”再看恽代英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中所说:“要能够为了革命的利益走到任何困难危险的环境中间去……共产党员不应当回避这种危险与麻烦,要勇敢的上前去,迎着这种危险麻烦,在这中间得着群众,以保证我们最后的胜利。”在严格执行党的决定和强化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方面,这部文献集公布了许多重要档案文献。比如1926年2月13日《中央通告第七十七号——各级党组织必须按时按要求向中央作工作报告》,详细说明了各地同志应该向中央作报告的11种形式,并强调指出:“现特详为说明并限定日期,望各地切实按照执行,如有怠忽,须严格依纪律处罚。”再比如,1927年8月19日中共中央又专门发布了新编《中央通告第二号——党的组织问题》,专门讲党的组织问题,特别强调:“严格党的纪律,党部机关一切决定,无论任何党员,应绝对服从,自县委以下之机关,应组织审查委员会,审查党员之忠实与否。”对党忠诚、忠实,是这个党对每一名党员的最基本要求。

    同时,这部文献集也清晰地记载,对党忠诚和对人民负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特征。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这个党始终相信和依靠人民,善于最广泛地发动和组织人民起来为着共同的事业而奋斗。早在1918年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一文时就指出:“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应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不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强盗的机会。”不久,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这部文献集收入的许多重要文献都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观点。比如,《〈向导〉发刊词》明确指出:“近代民主政治,若不建设在最大多数人的真正民意之上,是没有不崩坏的。”党的二大文献也更明确指出:“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则号召中国各受压迫阶级有觉悟、有动机、有能力联合起来进行革命。瞿秋白在《谁是敌,谁是友?》中也说:“我们民众要靠我们自己,要靠我们真正的朋友,大家合力一致的奋斗,反对我们国外国内的一切敌人,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根本解放中国,不再受人屠杀!”这些文献中,都强调“深入群众”“获得群众”,“扩大及巩固各阶级群众的联合战线”的极端重要性。除此之外,毛泽东还特别强调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的极端重要性,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深刻指出:“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

    从收入这部文献集的大量文献中,我们处处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自创立时起就树立了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精神特质。这个党特别强调每一名党员必须同时具备这样一种品格,即对党忠诚、对人民负责。

    四、呈现我们党不断推进自我革命的勇气和特质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这部文献集充分反映,早在初创时期,我们党为了能够面对各种严峻形势和经受住各种风险考验,就特别重视加强自身建设,在党的组织建设、反腐败斗争、党员自我修养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在党的自身建设和自我革命等方面,一开始就强调了组织建设的根基作用,并树立了“刮骨疗伤”的勇气。

    在组织建设方面。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就初步构建起党的组织体系,包括吸收党员的标准和程序、地方委员会的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成立等。在建立统一战线过程中,也强调自身的独立性和健全的党组织。比如,1924年5月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专门制定《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强调“我们自己的党更要有非常之明显的组织形式”。该文件对党的中央组织架构、地方委员会以及区的组织架构等都作了明确规定。在党的四大制定的《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中,特别指出:“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1926年5月15日制定的《支部的组织及其进行的计划》,进一步明确指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它时时刻刻在各种不同的复杂环境中引导广大工农群众实行革命,所以它的组织必须特别严密。它与其他的一切社会党的组织根本不同之点,就是它的基本组织是支部。”越是革命处于艰难时期,我们党越强调组织建设的重要性。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来临之前,1927年初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中特别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组织的力量。它有领袖,它锻炼出中坚分子,它领导群众。”在国民党背叛革命后,我们党于1927年8月19日又专门发布《中央通告第二号——党的组织问题》,进一步强调建立起紧固的党组织的重要性,指出:“改正党的组织上的机会主义,和建立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

    在反腐倡廉方面。这部文献集表明,我们党一开始就对贪污腐化现象采取坚决的斗争态度。比如,1926年8月4日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指出:“在这革命潮流仍在高涨的时候,许多投机腐败的坏分子,均会跑在革命的队伍中来”,“此种分子近来各地均有发现,大会为此决议特别训令各级党部,迅速审查所属同志,如有此类行为者,务须不容情的洗刷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使党腐化,且败坏党在群众中的威望。”1927年1月22日,恽代英在《什么是机会主义》中也强调了防止和清除腐败分子对党的前途命运的极端重要性,指出:“在革命运动风头顺利的时候,革命党必须谨防自身的腐化,忠实的革命党员必须随时提防党内发生机会主义的分子。这是关系革命党前途运命很重大的。”正因如此,早在1927年召开的党的五大上,就正式成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样的专门机构,应对党内可能滋生的腐败问题。

    在加强党员自身修养方面。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对发展党员和党员修养有着严格的要求。比如,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份文献中就讲到:“为了把好的可靠的同志吸收进来,决定接受党员要特别谨慎,严格审查。”党的二大制定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要求共产党“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其后,历次党的代表大会都对发展党员、提升党员素养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这些要求中包括党性修养、无产阶级意识、革命精神、先锋队意识、群众观点等等。1926年10月1日,恽代英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中对共产党员的标准明确提出5个方面的要求,其中特别谈到:“要能够确实有决心谋农工阶级的彻底解放,打倒一切寄生的压迫阶级——地主、资本家。”“要能够明确了解农工阶级的解放,不是少数人理想的要求所能达到目的的,必须有大多数实际受压迫的农工觉悟组织起来,而且必须有居住与生活上最易组织的人(如产业工人)为他们的中坚与领导者,才能很有把握打倒一切压迫阶级。”“没有一个共产党员应当漠视本机关群众的利益,或畏怯不敢领导群众上前奋斗。”这样的文献,在这部文献集中比比皆是。

    这部文献集清晰地记载,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气、具备自我革命的特质,是因为她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战胜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一步步走向成功,历经千锤百炼仍朝气蓬勃,得到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她敢于直面自身存在的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增强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

    习近平指出:“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在我们走过100年光辉历程并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时候,编辑出版并深入学习这部文献集,既有助于了解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的生动历程,更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牢记初心使命,从党的历史中汲取力量、坚定信心,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奋力谱写崭新的时代篇章。

    (执笔:杨明伟 樊宪雷 詹珩 董文墨)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2年第5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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